胡慕情專欄:從徐自強的練習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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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慕情 2017年08月13日 00:00:00

《徐自強的練習題》於此刻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讓我們得以藉此思考「有罪推定」偏見形成的結構原因,以及儘管戒嚴遺緒與威權籠罩是冤案形成的背景旋律,為何在政黨都能輪替的民主時代,徐自強仍需20年才能獲釋?(攝影:李昆翰)

走出華山光點戲院,曾被控綁架勒贖並撕票富商黃春樹的徐自強,站在紀錄片導演紀岳君旁,向觀看《徐自強的練習題》這部紀錄片的人致意。說是致意,徐自強多數時候眼朝前方,沉默無聲。若無人和他說話,矮上紀岳君一個頭的徐自強,仍像隱身在黑暗裡。

 

這部紀錄片在2012年開拍,紀岳君按下攝影機攝錄鍵時,徐自強剛從死牢走出。步出監獄那刻,徐自強並非自由之身,只是因速審法生效、被告不得羈押超過8年,而暫獲自由。徐自強因此案嫌犯的自白,被困在獄中16年、70多位法官認為他有罪,導致7度被判死刑、2次無期徒刑。然被控殺人、始終沒有伏法,不是紀岳君初始記錄徐自強的原因。那年他剛結婚、成立工作室,陷入某程度的百廢待舉,接觸徐自強,僅因公共電視製作人吳東牧提議他拍攝。

 

在這片長一小時多的紀錄片完成前,紀岳君曾先製作約半小時的短片。片中紀岳君自承,他和多數人一樣,認為司法不可能無故誣陷無辜的人。是隨著近距離拍攝、蒐集與分析資訊後,才理解自己原先對犯罪人的想像,是「有罪推定」的偏見。偏見濃縮各式社會標籤:長得像流氓、教育程度不高、交友複雜、「沒做不可能被指控」的「常識」。僅僅如此,而非證據,就能讓一個人身陷囹圄。

 

徐自強在2016年終因證據不足獲判無罪。但這20年的牢獄之災,早使他與妻子離異、也錯失孩子的成長。紀岳君在片中紀錄了徐自強對清白的看法。徐自強以淡淡的自嘲口吻說:「清白?清白不可能了。」這句「不可能」背後的沉痛與無奈,成為貫穿紀錄片正式版本、揉合紀岳君拍攝素材與公共電視自徐案開始的歷史紀錄主軸。

 

死刑與審判之於正義的連結鬆動了

 

《徐自強的練習題》上映前,於台北電影節獲觀眾票選獎。這樣的成果,一定原因奠基於長年來聲援冤獄被害人的社運團體的努力。此外,司法案件爭議的層出不窮,如洪仲丘案、隨機殺人事件並未因死刑的執行而休止,也鬆動了主流社會對死刑與審判之於正義的連結。而連結的鬆動,源於思考基礎的點滴累積。

 

在《徐自強的練習題》問世前,此片製片蔡崇隆也曾拍攝「島國殺人紀事」的冤案系列紀錄片。相對於《徐自強的練習題》,以「島國殺人紀事」中紀錄的蘇建和案為例,其優勢在於蔡崇隆幾可訪問所有當事者—無論是檢察官、警方、被害人家屬與加害人。蔡崇隆引用的bite通常不短,但因正反雙方的觀點對照,並參雜許多導演追問制度執行者的過程,使得「島國殺人紀事」比起紀岳君僅能透過還原案中疑點的敘事內容,更能凸顯司法制度上的問題並具強力說服效果。

 

儘管如此,《徐自強的練習題》於此刻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仍有重要意義。原因之一,在於紀岳君將自己化身為第二主角,標籤了自己與觀影者同樣的水平位置;這樣的角色定位,得以銜接,或說開展「島國殺人紀事」中,「有罪推定」的偏見如何形成的結構原因。在「島國殺人紀事」裡,戒嚴遺緒與威權籠罩是冤案形成的背景旋律,然同樣深陷有罪推定的徐自強,在政黨都能輪替的民主時代,為何仍需20年才能獲釋?

 

這個提問,紀岳君在片中引用徐自強辯護律師的說法,給出部分解答:法官的科層體制。學弟不敢推翻學長的判決,冤獄的形成與法官的「面子」有關。儘管這個解答是被普遍認知的說法,然有罪推定的價值形成,是否僅是這麼扁平、缺乏個人能動性的狀態?

 

《徐自強的練習題》上映前,於台北電影節獲觀眾票選獎。這樣的成果,一定原因奠基於長年來聲援冤獄被害人的社運團體的努力。(導演紀岳君/攝影:李隆揆)

 

檢察官陳宗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剖析了更深層的原因—

 

陳宗元指出:

 

檢察官作為刑事訴訟法中實施刑事訴訟的公務員,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之規定,對有利、不利被告之情形應一律注意,其任務並非要將被告定罪,而是要能調控並指導警方蒐證的程序正確性,透過程序正義來實現實體正義。但現實上,人為了實現實體正義的素樸情感,往往錯顛了程序正義,而正是這個錯顛,致使真相永遠無法水落石出。

 

素樸的情感,不僅檢察官、警察擁有,實際上,那是社會多數人在面對殘酷事件的正常反射。為抑制這短瞬的反射動作,是紀岳君將此片定位為「練習題」的主因。紀錄片片頭與片尾,都出現早期錄影帶以錄影機播放時,畫面上會出現錄影機的執行動作「再生」。再生原意為play(播放),但在紀錄片中是雙關的使用—紀錄片不僅作為承載記憶的工具,更是回溯、分析而欲說服觀者,按下開關、重整,以遏止模糊結局的意圖。

 

《徐自強的練習題》,可與作家臥斧近日出版的小說《FIX》相互對照觀看。這本小說中有七起社會案件,每一案件,都是一篇推理寫作,而每一文本,都有一名為「阿鬼」的「讀者」,揪出推理作家寫作之缺漏。作家之於故事幾近為「神」,一如司法人員在審判過程,總被視為手持天秤的正義女神。但為「完案」,作家會誤入盲區。臥斧意在指出冤獄如同一篇寫壞的推理小說、破綻充滿,為完成寫作而忽略環節,將導致不合理的故事誕生。

 

故事的殘缺,映照現實的可懼。在後記臥斧才揭示這七則故事都改編冤獄。讀者永遠不是被冤枉而受苦的人,甚至小說中的人物,也從不遭遇真正的傷害。在虛構的文本裡,還原與再生皆有可能。《FIX》中的故事或有修補,或有延續。但現實的人物不會。

 

凌遲不僅存在於冤案被害者的家庭

 

2016年底,資深記者李濠仲透過爬梳卷宗,亦將徐自強的冤獄過程寫成《1.368坪的等待》。相對於紀錄片受長度侷限,《1.368坪的等待》更具細彌遺地呈現徐自強的心路轉折,徐自強一家因此案件所受的折磨,以及因此案所促成或進行中的制度改革。晚於出版的《徐自強的練習題》,可說是承接著《1.368坪的等待》的敘事脈絡,更精簡地呈現了台灣這20年來的司法與人權變遷。

 

徐自強重獲自由後,於司改會工作,經常外出演講自身遭遇,但徐自強的母親每當得知他要外出,就會再一次焦慮徐自強是否將不再歸返。《徐自強的練習題》,實源於蘇建和案,而徐自強這個名字,迄今還可替換為鄭性澤、謝志宏、邱和順。迄今現身的有關於徐自強的文本,都在揭示每一個因自白而成死囚的人名背後,都有一個以上的家庭,遭受凌遲。

 

凌遲不僅存在這些冤案被害者的家庭。每一宗刑案的被害者家屬,亦在受苦。臥斧在小說中,沒讓任何一則故事走向無罪,這個寫作設計保留了對被害者家屬的同理與謙卑,如同紀岳君在片末,反覆強調歌手雷光夏《遠方的鼓聲》中的歌詞:「這答案是否已經都體會⋯⋯」必須體會,人在現實中如何因各種壓力或主觀或權力而歪斜,然後正視、加以校正,在此一階段的社會任務完成以後,被害者的撫慰,才可能真正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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