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上):力爭上游了,然後呢?

黃衍方 2018年01月05日 20:00:00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攝影:葉信菉)

幸福路上》的主角小琪(林淑琪)在1975年4月5日出生,這一天同時也是蔣介石逝世的日子,跟許多同年齡層的人一樣,小琪的成長過程,經歷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期,許多小時候信仰的價值觀,在成年後都面臨崩解,《幸福路上》描繪的正是這群人的人生旅程。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與小琪年紀相仿,她認為,小時候的偉人教育對他們這一代影響很大,在讀過「蔣公看小魚逆流而上」的故事後,所有人都覺得應該要力爭上游。「可是不停的力爭上游,你在追逐的到底是什麼?」她說:「當有一天你已經力爭到很上游了,可是你發現別人在更上游的時候,那心境是什麼呢?」這樣的想法成為了《幸福路上》的前提。

 

宋欣穎的電影路相當曲折,她先去了日本留學、後來又轉往美國,學的是劇情片、第一部長片作品卻是動畫片,以下將帶領大家認識她的創作與人生。

 

對電影產生興趣

 

宋欣穎會對電影產生興趣,跟她的父母有關,他們非常喜歡看電影,因此她從小就經常被帶進電影院。「甚至他們會把看電影當成育兒的方法。」宋欣穎的父母都是工廠的工人,有時候他們沒有時間照顧小孩,就會在電影院門口找看起來面善的成年人,請他帶女兒進去看電影,因為小孩不用錢,可以在裡面待上一整天。

 

因為有著熱愛電影的父母,宋欣穎家中很早就有當時算是奢侈品的錄放影機,大人經常一次就租回來一大袋的錄影帶,她就跟著什麼都看。當年的新莊只是個工業小鎮,生活環境非常無聊,沒有什麼娛樂,電影為她開啟了另一個綺麗的世界。

 

雖然電影一直是宋欣穎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她並沒有把導演當成未來職業的選項。她表示自己是個有很多幻想的人,甚至還想像過自己當選中國小姐,當然也曾幻想成為導演,不過就僅止於幻想,因為導演不像老師或律師,獲得資格的途徑非常明確。「在進電影學校之前,我甚至都不認為那是可能的。」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成為偶像劇編劇

 

真正的轉捩點是在宋欣穎大學畢業以後,她進入報社擔任影劇版記者,因此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台灣導演,她覺得他們都很會講故事。「與其去寫他們的八卦,我好像對於他們創作的過程更有興趣,跑著跑著就覺得我其實不太想當記者,我想要創作故事。」因為當時她除了寫作外沒有其他相關技能,不太可能到片場工作,就透過介紹加入偶像劇《薔薇之戀》的編劇團隊。

 

做了一陣子偶像劇編劇後,她發現編劇其實也沒那麼簡單,因此有了出國念電影的想法。因為跑哈日線,所以她會日文,再加上日本的獎學金選擇較多,在現實考量下,決定以日本為留學的目標。然而,在考到獎學金後,她面臨一個問題:獎學金只能用來念國立大學,但日本的國立大學沒有電影製作的學位。

 

最後,因為很想去京都,宋欣穎進入京都大學攻讀電影理論。她坦言,因為大學讀政治哲學,所以她知道自己對理論沒有興趣,這純粹是不得已的選擇,在京大的求學過程中,她也更加清楚自己對理論不在行。所以,她在京都的時候會去其他私立的電影學校旁聽,也跟他們大學部的學生一起拍片,慢慢的她學會了怎麼拍電影。

 

京都(Pedro Szekely@CC.BY 2.0)

 

日本教會她的事情

 

回頭看在京都的日子,宋欣穎認為比起學校教育,生活經驗對她的影響更大,她在京都學到日本人精準的精神。「他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精準,當然那有好有壞,有時候太精準會卡死一些現場應該有的即興的火花,可是因為他們的計畫精準,所以他們的失誤很低。」這種精準讓她在後來製作動畫的過程中減少了許多災難。

 

京都教會宋欣穎的另外一件事,是對於細節的重視,她表示日本人對美感的要求極高,而關鍵就在於掌握各種小細節。「我們就講魔鬼藏在細節裡,我覺得他們的美感藏在細節裡。」在京都,很多事情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卻能創造出高度的美感,這樣的環境對她影響深刻。

 

此外,既然人在日本,自然有更多看到日本電影的機會。宋欣穎說,京都有個京都文化會館,經常放映老電影,她去看片時四周通常都只有老人,有一天上映小津安二郎的《彼岸花》,在看的過程中,大家不但會跟銀幕上的人對話,演到最後女兒出嫁,爸爸在筵席上跟朋友唱歌時,現場的每一個歐吉桑和歐巴桑都跟著電影開始大合唱。

 

這段經歷讓宋欣穎開始反省,在台灣,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通常被當作藝術片,可是它卻帶給這些老人家如此強烈的共鳴,讓她覺得這其實也算是一種商業片。「電影不是只追求某一種形式,而是你必須要貫穿人的心靈,而且它過了這麼多代,還是讓這些觀眾念念不忘,我覺得那個對我的震撼是很強烈的。」

 

 

丈夫的支持

 

在宋欣穎追逐電影夢的過程中,有一個很關鍵的人物,那就是她現在的丈夫。

 

她第一次和丈夫見面,是在擔任偶像劇編劇的時候,為了取材而向他進行過一次採訪,不過當時只是片面之緣。直到後來,在日本求學期間,宋欣穎經營部落格分享她在京都的生活,人在美國的丈夫是她的讀者之一,兩人在認出對方後,透過網路聊天越來越熟悉彼此,最後宋欣穎決定要去美國找他。

 

「去了美國之後,整個交往的過程,他很鼓勵我去念電影學校。」後來,她在因緣際會下申請到另外一筆獎學金,進入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攻讀電影碩士。在美國求學期間,這位她未來的丈夫不僅給予經濟上的支援,同時也扮演她的心靈支柱。

 

「他那時候會講一些話,讓我覺得很有信心,我本來也不是多有信心的人,常常覺得:『我做得到嗎?』他會跟我說:『你是世界上最有才華的人』類似這樣的說法,雖然這是情人之間的(對話),可是就覺得我好受到鼓勵。」最後兩人在美國結婚。

 

宋欣穎坦言,一開始她並沒有覺得要跟這個人在一起,但在確定之後就前往美國了。「很多事情好像是我認定之後,就會勇往直前去做,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在進入美國的電影學校後,宋欣穎發現很多同學後來都成為逃兵,因為訓練的過程非常辛苦,更何況之後還要把它當成一份職業。「可是我在電影學校反而堅定了我要做filmmaking(電影製作)的信念,覺得不管怎麼樣的辛苦,我都好喜歡這個工作,我喜歡在片場工作、我喜歡在黑黑的後製室剪接,我喜歡把故事用影像說出來。」

 

「即便它(再)怎麼辛苦,我都覺得我要做這件事。」宋欣穎這麼說。

 

(攝影:葉信菉)

 

在美國的震撼教育

 

宋欣穎說,美國是一個跟日本完全個性相反的國度,美國的電影教育非常紮實,講求方法論。她坦言,自己一開始也認為電影應該是自由的藝術,所以當學校給他們設下很多框架時會很抗拒,但是老師跟他們說:「你要先學走才能跑。」像是你可以不用好萊塢慣用的三幕劇寫劇本,但是你如果不學會三幕劇,你就無法掌握戲劇的精髓。


這帶給宋欣穎很大的震撼。「美國的電影工作會這麼的紮實,其實跟他們學習的方法是有關的,你一定要會各式各樣的ABC,一個導演只要會導戲嗎?錯,導演是director,是conductor(樂隊指揮),他被要求的是你要會剪接、你要會分鏡、你要會寫劇本,在寫劇本的同時也在剪接,這個都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宋欣穎表示,即使她後來做的是動畫,這一套電影製作的邏輯依然適用,因為製作流程中的每個步驟她都懂一些,所以能夠掌控整部作品。「即使我可能不是那個最靈敏、可以上線操作的人,都(應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此外,宋欣穎還學到美國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她說,在美國,你做完作品或寫完劇本後,如果不積極要求別人給你評論,那你是得不到任何意見的。在課堂上,每個同學都會拼命要把作品秀給老師看,你如果太消極就會被擠到後面,等到別人問完輪到你,很抱歉,時間到了。

 

在拍片現場更是如此,因為她的英語不像美國人那麼流利,而且又是女性,加上身材嬌小,很容易被劇組成員看不起。「為了不被踩過去,很多東西你要很快的下判斷,你如果沒有那個積極的個性,事實上你是很難完成一部作品的。」

 

芝加哥(Pedro Szekely@CC.BY 2.0)

 

無處不在的歧視

 

細數美國的缺點,宋欣穎說美國太過強調競爭,每個人都要把自己武裝的很厲害,不然就會被當成失敗者,但是在台灣不用這樣,你可以大方承認某些事情你做不到。此外,美國的治安也比較差,她曾經被歹徒用槍抵著頭,最後只能把錢領出來給他。

 

不過,美國讓宋欣穎感到最不舒服的,還是那無處不在的歧視。

 

宋欣穎表示,在電影這一行,女性導演本來就少,加上亞裔就更罕見了,所以經常會遇到一些明顯的差別待遇,例如她的身高就經常成為劇組成員開玩笑的題材,在她要看攝影機的景框時,會請人拿木箱(apple box)給她墊腳,這時會有人故意拿三個木箱過來,笑說她要這麼多才夠。「在他專業的部分當然還是會做,可是在一些口頭或肢體上就要佔你便宜。」

 

宋欣穎曾經跟一個女性攝影師合作,她是白人,不過身高只比她高一點點。「她就說:『Do never smile』,從來不要微笑,OK? 所以他的臉都是繃著的,在那個地方(編按:拍片現場),你笑,你就是個傻妞。」她表示,雖然美國人不會把這些想法表現出來,但那就是他們內心的潛台詞,不過,她認為也許現在的情況已經有所改善。

 

當年,面對著如此容易被瞧不起的環境,宋欣穎只能下定決心,她一定要比別人更堅強、英語要比別人更流利,作品也要比別人更精彩。「大概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去求生存,確實後來我做的東西在老師學生的評價都還不錯,然後有得獎,(害我)以為在美國得獎很容易,後來發現沒有那麼容易。」她笑道。

 

在做出成績後,學校的師生們開始以她為傲。「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在美國的好處,當然那個歧視是天生的,可是只要你做出的東西被肯定的時候,所有人都會尊敬你,美國是這樣的,他們講求實力跟崇拜強者。」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決定回到台灣

 

宋欣穎覺得,相較於上一代,他們這一代比較能夠面對自己的不完美。她看過很多人,在美國過得不太順利,但是不願意跟家鄉的人承認,只能繼續硬撐下去。「我們這一代比較不一樣是,我們可以去承認在美國生活是有不好的地方,它有它的好、但也有它的不好,那相權之下就會覺得回台灣可能比較好。」

 

在美國的最後一段日子,宋欣穎在芝加哥的一間後期公司工作。「後來有一天我覺得,我在那個黑黑的後期室,我可能一輩子只能做這樣的事情,不停的在剪接、調光、套片,收入蠻好的,可是這是當初我念電影學校想要的嗎?」而且,美國電影業競爭這麼激烈,她的很多同學都搬到好萊塢,一邊端盤子一邊等待機會,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當上導演。

 

所以,最後宋欣穎還是決定回到台灣,也才有後來的《幸福路上》。(繼續讀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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