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東瀛視角:日本重團體榮譽勝個人 民粹主義沒搞頭

布魯瑪(Ian Buruma) 2018年01月12日 07:00:00

布魯瑪

●《紐約書評》編輯

●著有《零紀年:1945年史

 

即使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正席捲歐美、印度和部分東南亞國家,日本國內到目前看來似乎絲毫不受影響。日本並沒有出現像荷蘭極右派自由黨(PVV)領袖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法國極右派「民族陣線」(FN)領袖勒潘(Marine Le Pen)、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或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這類政治煽動家,爆發對文化或政治菁英的仇恨與反對。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安倍:成功控制《朝日新聞》

 

日本政治人物中最接近上述民粹主義的,或許就是大阪市前市長橋下徹(Toru Hashimoto)了。他最早為人所知的身分是一名電視藝人,後來在2013年擔任大阪市市長時,公開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的慰安婦制度為必要措施,因而弄臭自己的名聲。他的極端國家主義立場以及對自由媒體的憎恨,和右翼民粹主義十分相似,不過他從未成功跨足國家政治。

 

橋下徹現在是首相安倍晉三針對強化安保法案的諮詢對象,這或許能部分解釋日本為什麼明顯不見右翼民粹主義的蹤跡。沒有人比安倍更符合政治菁英的形象。他的祖父既是戰時內閣部長又是之後的首相,父親則是外務大臣,不過安倍與右翼民粹分子一樣,敵視自由派學者、記者與知識分子。

 

1950、1960年代間的知識菁英影響了日本的戰後民主,他們有意將日本從戰時國家主義拉出,而安倍和他的盟友正竭力抹煞這股影響力。他極力推動修改和平憲法、重建人民對日本戰時歷史的驕傲、詆毀中間偏左的《朝日新聞》這類「傑出」主流媒體,讓他從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師巴農(Stephen Bannon)贏得讚許,稱他是「川普(出現)前的川普」(Trump before Trump)。

 

某種程度上而言,巴農是對的。在2016年11月,安倍告訴川普:「我已經成功控制了《朝日新聞》,希望你也能順利控制《紐約時報》。」對於應當是民主領導者的兩位,即使這是玩笑話也顯得太過火了。

 

所以有人或許會說,日本政府的核心存有右翼民粹主義的元素,體現於這個國家最菁英的家庭後代身上。不過這項悖論可不是日本缺乏像勒潘、莫迪或威爾德斯這類人物的唯一解釋。

 

平等程度超越眾多大國

 

政治煽動家如果想挑起對外國人、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知識分子和自由派的仇恨,社會上就必得出現廣泛且明顯的經濟、文化和教育差距。1930年代中期的日本就是如此,當時一群軍事莽夫發動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意在反抗那些他們認為正在敗化日本的銀行家、商人和政治家。

 

支持這場政變的士兵多出身於貧窮鄉村地區,為了家庭生存,他們的姊妹有時候會被賣去大城市當作妓女。西化的大都市菁英是他們的敵人,而公眾輿論是相當同情這些反叛者的。

 

現代日本可能自有其缺陷,不過卻比美國、印度還有歐洲許多國家來得還要平等。高稅率導致財富難以傳承給後代子孫,而且日本的有錢人往往非常謹慎,不像美國人、尤其是像川普那樣大肆炫耀物質富裕程度。作為中產階級國家,日本已經超越美國。

 

對工作真心感到自豪

 

羞辱感和自尊心的喪失滋生了仇恨。在一個以名氣和金錢衡量個人成就,並以其評估人類價值的社會裡,在相對缺乏這些名利,或者意識到自己只不過是個普通人的情況下,是很容易因此感到羞愧。在極端例子中,那群絕望的人們會暗殺總統或搖滾明星來登上新聞頭條。民粹主義者從那些憤怒的群體中找到支持,這些人感覺他們被菁英階層所背叛,被剝奪了他們對自身階級、文化或種族的自豪。

 

這些事件尚未發生在日本,文化可能是其中一項原因。美式風格的自我推銷令人不悅。當然,日本名人文化是由大眾媒體推動,定義自我價值的方式,是在企業中取得一席之地,並盡可能做好份內工作,而非追逐個人名譽和財富。

 

在百貨公司上班的人似乎對可以精美包裝商品這項工作真心感到自豪。想想那些身著制服、向進入銀行的客戶微笑鞠躬的中年男子,有些工作似乎完全沒有自豪的必要。如果以為這些工作賦予人們巨大滿足感,就未免太過天真了,但這些工作卻無論身分地位卑微與否,為他們提供了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不崇尚歐美新自由主義

 

同時,日本國內經濟在已開發國家中仍屬全球化程度最低、保護程度最高。西方從雷根/柴契爾時代就一直崇尚的新自由主義,對日本政府來說有幾個理由導致他們一直抵制:企業利益、官僚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政治分贓(pork-barrel),但犧牲效率換取對工作的自豪感就是當中一種弊病。如果這扼殺了個人進取心,也絕對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可能促使英國經濟更有效率,但在重挫工會和其他既有的工人階級文化機構下,政府也剝奪了那些往往做著不愉快工作的民眾的自豪。效率不會帶來歸屬感。那些現在覺得失去目標的人將他們的困境歸咎於菁英階層,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有時也更具備天賦,因此更能在全球經濟中發展壯大。

 

其中一個更諷刺的結果是,美國許多像這樣的失敗者選擇了一位自戀的億萬富翁來擔任他們的總統,他既吹噓財富,又誇耀自己的成功與天才。這類情況不太可能在日本發生,我們或許可以反思原因,從中學到某些有價值的經驗教訓。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Is Japan Populist-Free?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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